不久前，一名男子在北京东城区东丹体育馆被突然心脏骤停从危险中解救出来。除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医院6名在体育馆锻炼的医生外，东单体育场配备的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也对抢救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参与救援的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监护病房主治医师江伟说：“假设没有AED是非常危险的，有必要在公众层面普及和推广AED”。

“AED”是一种便携式医疗设备，可通过电击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和除颤。这是一种医疗设备，可供非专业人员用于抢救心脏性猝死患者。

传统的心脏除颤器需要由医护人员操作，虽然可以进行除颤，但不能及时在医院外使用。作为智能医疗设备的一项重要成就，AED于1996年引入我国。它可以立即用于现场抢救病人，并能为病人争取更多的生存时间。李宗浩强调AED是为非专业人士设计的。除颤时有语音提示和屏幕提示。它操作简单，只需稍加训练即可熟练使用。有必要在公共层面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表示，心源性猝死后的黄金治疗时间为4分钟至6分钟，如果不及时抢救，将对病人的大脑和其他重要组织和器官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患者的生存更多地依赖于院外治疗.他说：“据估计，约有70％的猝死病人在院外死亡，而第一见证人是否能及时进行心肺复苏及除颤，以及能否正确决定病人的生死。”

霍勇坦率地说，在心源性猝死、危重病等方面，我国的治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如果救援成功率从1％提高到10％，更多的生命将受益。

据“2017年中国心血管报告”显示，我国心肺复苏普及率和心肺复苏设备准备率均低于1％。“目前，AED在国内配送地区非常不平衡，在北方、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将AED置于重点部位已成为提高抢救心源性猝死成功率、降低心血管危重病死亡率、提高抢救支持整体水平的重要措施。

针对AED的低滴度和低利用率的问题，“AED”回答说：“AED在发达国家已经被证明了几十年，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AED的放置是非常必要的。”它就像一个汽车安全气囊，不总是使用，但是每辆车的标准。今后应推广更多的心脏复苏设备。”

他说：“急症室应按人流密度发放，而不应按地区平均分配。同时，急救室的配置应能提高市民的急救意识和技能。”我们期待着在国家一级采取相关政策，以促进提高AED的分配率。目前，上海、北京等地率先尝试，并在地方文件中提出了进一步推进AED配置和实施行动。”

同时，由于缺乏明显的设备识别，公众对AED的认识不高，缺乏急救知识，许多AED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不能及时、正确地使用。
 心肺复苏培训看起来很简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国外许多公共场所在上班前都需要取得心肺复苏证书。据报：自去年七月起，中国医疗救援协会已获国家卫生委员会医疗管理局及医院管理局委托，为市民提供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及技巧的训练。

急救能否成功地涉及心肺复苏、呼吸、转运和救援系统的连接，除了医生有急救的感觉，救护车及时到位等，救援链需要进一步延长，AED是非常好的抓斗。霍勇是指。
 AED设备不能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缺乏详细的法律豁免，第一名证人害怕承担急救风险，不敢抢救心脏病。

事实上，急救失败是否要负上责任的问题一直在推动立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救助人不承担自愿性紧急救助造成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这项免除善意救援者责任的规则被称为“好人法”。但是，由于有关法律法规对AED豁免问题的表述不够明确，“好人民法”很难落地生根。

据了解，欧洲和美国的发达国家在《好心人法》中明确阐述了强制救济和豁免的原则，并制定了实施该法的相关规则，为救助者提供更好的法律保护以帮助他人。李宗浩表示，希望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完善，使“良好人民法”能够真正解除救援人员的照顾。